“这是一段艰难旅程。”王女士的孩子今年刚刚升入朝阳区外国语学校,提到刚刚过去的“小升初”,她感叹道:“你如果问100个家长,会有90个‘过来人’表示,这其中‘一言难尽’。”
多方打探目标学校招生信息,精心准备简历,赶场参加一次次面试……几个月后,终于接到了目标学校的电话通知。这时,她和孩子竟都瘦了一圈。
像王女士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。事实上,择校问题由来已久。1986年,“就近入学”被明确列入我国第一部《义务教育法》。但是,一批重点学校在国家的长期投入和大力扶持下,在教学条件和水平上已经与其他学校有了较大差异。在电脑派位之外,这些学校均有一定量的提前招生名额。而家长和孩子们苦苦相争的,便是好学校这些为数不多的名额。
择校违反现行就近入学政策,并常常表现为以分数择校、以权力择校、以金钱择校等不正常现象,严重影响教育公平,受到各方诟病。
2006年,新《义务教育法》明确规定：“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、少年，不分性别、民族、种族、家庭财产状况、宗教信仰等，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，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。”教育部此前提出,要下定决心解决择校问题,将重拳出击,采取多方措施啃掉这块“硬骨头”。
“择校”背后有一条斩不断的利益链
“划片招生好啊。可是好学校升学率高,校风好,老师水平高,将来考上好大学的机会也大。家门口的学校,对比之下差距很大。为了孩子以后能走得顺点,现在只能辛苦一点了。”家长刘女士对个中苦甜有着自己的认识。
为了择校,许多孩子从三、四年级起,就开始了备战征程:学特长,上奥数班,准备公共英语等级考试。国家统计局、教育部对全国部分大中城市的一项最新调查表明,80%的小学生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奥数班、兴趣班和考级班,并多数在两个以上。
今年六七月间,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监控与评价工作组在对北京市18个区县和燕山地区实验班做了相关调查,共涉及4300多名小学生及1000多名初中学生。调查显示,6成小学生睡眠时间达不到国家标准,近四成中学生睡眠不足8小时。
孩子累,家长也同样叫苦连天。可是,择校行为却屡禁不止。这是因为,在择校背后,有一条强大的利益链。
“2005年我校升学率87%,全市排名第二;其中,考入清华大学18人,北京大学12人……”一直以来,升学率和重点率,都是学校招生简章中的关键词。而每年高考之后,各中学门口高挂横幅,上书升学率、上线率和重点率,已经成为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。
在家长们中间广为流传的全国中学排名中,位于湖北省的华中师大第一附属中学以升学率100%名列榜首。
事实上,无论是哪所重点中学,都无法承受由升学率牵动的“多米诺骨牌”效应。一旦升学率降低,招生将直接受到影响,生源质量下跌,进而教学成果不再突出,优质教师开始外流,各种奖励和荣誉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如期而至……新一轮升学率仍然下降,学校将陷入可怕的恶性循环。在这样的压力下,各地各校的姿态惊人的一致:任尔东西南北风,咬定升学不放松。
升学率,也是校方向家长伸出的妩媚“橄榄枝”。正如刘女士,在许多家长心目中,孩子要想有所成就,一定要考入为数不多的重点大学。而好的小学、中学,是进入好大学的必要条件。
“学校的目标正是招收尖子生,考出高分,保证或者提高学校的升学率。家长的要求和学校的目标一拍即合,所以,择校成功的家长往往是欢欢喜喜去交择校费、赞助费。花更多的钱,买更好的教育,在他们看来完全值得。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檀传宝教授说。
在北京市,各校提前招生的名额被区教委严格限定。但是开办分校的举措为招收更多优秀学生解除了后顾之忧。某附中等一批优质学校纷纷改设民办公助的初中分校。按照规定,分校应实行独立的法人,独立的财务核算、人事管理,独立的校园、校舍,独立进行教育教学。当然,招生和收费也不再遵守公立学校的标准。
事实上,一大批分校只是在招生和收费方面实现了独立。在某附中分校的招生宣传中,家长们看到这样的字样:分校将聘请一部分附中的骨干教师到分校兼任新初一、新高一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。附中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(原主管教学工作)、物理特级教师担任分校法人和校长。副书记、语文高级教师任执行校长。分校的办学理念、办学目标,学生培养目标与附中是完全一致的,是附中优质教育的延伸。
如此,学校以升学率为筹码,从家长手中换取赞助费和优质生源;家长以金钱为代价,预支孩子未来可能的高分。这是一条难以斩断的利益链。
“择校”利益链后的连锁反应
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,为了学校自身的利益,也为了守住对家长的“承诺”,校方选择“轰轰烈烈搞素质,扎扎实实抓应试”。好学校就像一个巨大的“黑洞”,以其无可抗拒的强大吸力不断将优质资源吸纳其中。
“某中学初一招收了10个班。其中,一、二、三班是实验班,四、五班是重点班,其余为普通班。实验班是按数学成绩选拔的前100名学生,相比而言理科成绩比别的班都好,平均成绩比重点班大概高3~5分左右。而重点班是按总分选拔的两个班,文科成绩较好。总体来说实验班比其他班都好,而且实验班的各种机会都会多一些。实验班和重点班的考试卷子基本是一样的,有时也不一样。和普通班相比平均分每科都多十几分到二十几分左右。”知情人告诉我们。
为了进入实验班、重点班,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被用来重复练习。被选拔出来的一部分人成为应试教育的精英;与此同时,另一部分人则长期在考试的失败和受挫中生活。
以升学率为根本驱动力的教育模式,直接打击了素质教育。在部分地区,教师的业绩评估与升学率直接挂钩,学生的考分成为衡量教师的重要指标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一些学校的教师不再以培养全面发展、人格健全的学生为目标,相反,成为打造高分机器的工匠。
应试教育产生不了教育家。时代需要有思想,有创新的教育家。然而,在当前以抓升学率为指向的博弈中,真正探索教育规律的教育家无从施展;相反,考试专家却成为走红江湖的“游医”,备受各类考生青睐。
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不仅动摇了教育公平的根基,也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。择校,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孩子们家庭背景的较量。
择校,已经成为一场无人取胜的博弈。
破冰之旅,始于均衡资源
事实上,在“小升初”中感受到压力的不止学生和家长。北京市西城区某示范学校初中部校长说:“每年招生时,我们都忙碌到极点。录取名额只有二、三百个,报名的学生却往往上千。”
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社会现实需要,是产生择校问题的客观根源。“遵循国家就近入学政策是家长的义务,但是自由为孩子选择学校也是家长的权利。要保证不择校,首要前提是保证孩子能够就读于令人满意的学校。”家长张先生说。
今年年初,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分组审议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时,一位委员提出: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不足10平方公里有6所重点小学,全市的人都盯着这几所重点学校。有的孩子刚出生,父母就想办法把孩子的户籍挪到这个区域里,为孩子将来上学做准备。这导致天津市不得不出台规定,三代前在这里居住的家庭的孩子才能就近上学。由此可见,“就近入学”仅靠简单规定是不足以应对现实的。
在基础教育阶段,“国家和政府承担着教育的使命。义务教育必须实现教育公平。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乔卫平说。
“就近入学,限制择校,其本义正是限制以权力寻求优质教育资源,维护教育和社会公正。这一基本方向非常正确。现在我们需要研究和实践的,是如何切实均衡教育资源。”乔卫平补充道。
安徽铜陵从三个角度入手均衡教育资源:一是以行政手段保证不再向“重点”学校倾斜,同时斥巨资扶持弱校;二是实行校长和教师轮换制,先后将30多位市区教学骨干派至薄弱学校;改革高中招生办法,将优质高中入学指标平均分配到各初中,分配比例从1997年的40%提高到2005年的60%;三是招生制度上实行透明化,招生信息完全向民众公开,将教育公平置于社会的刚性监督之下等。在这些措施之下,各学校之间的办学差距逐步缩小。
通过对形成学校间差距关键因素的教师实行再分配,和在五个城区组建49个教育资源高度共享的“大学区”,辽宁省沈阳市实施综合改革的中学也达到城区学校总数的58%。大学区内的学校打破了原有界限开展教育教学管理,不仅统一组织备课、统一组织教学,还实现统一安排教学人员。
北京地区也积极行动,展开了相应试点。2006年,示范高中校拿出了5%至10%的招生指标分配到各区县纯初中校和九年义务教育一贯制学校。
这场令人瞩目的改革在推行过程中面临极大的阻力,也引起广泛的质疑:小城市、部分地区的改革经验对于大、中城市择校“重灾区”是否适用?校长和教师轮换,重点高中招生受限,会不会影响教学质量?
北京市一些校长甚至明确表示,按指标招生将会使示范高中的教学质量下滑。
此外,师资流动起来之后,一所学校固有的文化能否得到良好的传承和发扬?不断流动的师资对课程衔接、学生适应等是否不利?
有一位地方教育局的负责同志在与记者交谈时提出一种“水缸”理论:应试教育就像一个大家抬起来的盛满水的缸,谁先放下,谁就会承受损失,只有大家一起放下才行。
均衡资源的几点思考
“这就引出三个更深层次的问题:其一,均衡资源配置之后,能否保持优质;其二,如何衡量教育质量;第三,社会能否提供配套的改革环境。”乔卫平说。
檀传宝做出积极回应:“均衡教育资源,不是搞平均主义。各个学校还需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特色优势。但是在基础教育,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,均衡师资和硬件条件等进而均衡生源,是最终化解择校问题的基础。”
均衡教育资源,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“在现有条件下,削弱学校之间的差距是操作层面的问题。而教育资源的普遍提升,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,需要教育环境、教育政策、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支撑,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”乔卫平说。而资源均衡后的教育质量,则涉及到对教学质量的重新定义,以及检验标准的重新制定和考量。“唯升学率的计量,按考分的排名,都将不复存在。当学校间不再关注和比较考试结果时,老师和学生才可能有实施和接受素质教育的空间。素质教育不应该沿用之前的‘唯考’论来检验教学成果,而更多地从孩子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潜力方向来设计。”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袁本涛博士认为。
如此,也就打破择校过程中学校和家长之间环环相扣的利益链。而只要双方还存在升学率的需求,择校问题就难以真正化解。
当然,消解升学率的影响,“需要高考制度的配套改革。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一天不改,应试教育一天不停。”袁本涛说。
好在,跟均衡教育资源的行动一样,高考制度改革的试点和方式也一天天多起来。至2006年高考,全国共有16个省市实行自主命题。22所高校取得了自主招生资格,今年增加到53所。
“高考指挥棒的转向和高考制度的逐步改革,不仅能够适应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,还要适应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的需要;高校自主招生是选拔、培养优秀人才和提高办学质量的可行途径,而且有利于破除我国现行考试制度一考定终身等弊端。”乔卫平说。
教育是关系千家万户的事业,而教育改革也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,影响深远,且成效相对缓慢。在义务教育阶段解决择校问题,均衡教育资源,打破学校和家长之间的利益链,还需要借助于家长观念的转变,需要各级、各地学校和教育部门的大力协作和勇敢实践,以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努力。（通讯员 胥丹丹 记者 周迅 绘图：郭红松 图片资料据人民网）
